前两栏为国家统计局数据。但中国人民大学根据他们于1994年在全国范围内作的一次
严格PPs抽样人户调查问卷的数据所作的计算，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434，同年，城乡按家庭户收入分组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445，这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
通常的基尼系数。这组数字表明，在短短的10多年间，中国已经由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
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引起社会不安的国家，这种变化无论如何不应该被忽视。该中心的专家
指出，在收入分配差距的比较中，还常用五等分的测量方法。按照这种方法，1994年我国
最贫穷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4．27％，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
％。这即意味着，20％富豪阶层的收入已超过60％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总和8这种差距已经
超过了美国。根据美国1990年的数据，美国最穷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6％，最富
有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3％。
    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个基尼系数和老百姓的感觉不大一样。因为在这些调查中，对中低
收入阶层家庭的调查比较可信，那是因为这些家庭收入透明度较高；而对高收入阶层家庭的
调查却应打个忻扣，因为这类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
实：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几大段机行业：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这
几大投机行业的兴起，使得一部分人可以依靠权力和资本的投入，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在这几次资本原始积累的高潮中，中国涌现了一大批百万、千万乃至亿万富翁。这些人由于
财富来源大多处于一种可疑的“灰色”状态，故此对其财产的处置方式多处于隐匿状态。而
在这些人积累着巨额财富的同时，作为我国国民主要就业渠道的国有企业，却陷入了日甚一
日的亏损之中，相当部分国有企业的职工长期以来只能领到40～60％的工资，基本生活都
成问题。所以一些民阿调查机构在对中国的现实进行调查了解以后，竟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
已达0.59。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很真实地反映我国的现实，这一点连政府官员都
予以承认。且不谈在经济转轨时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数据的情况日趋严重，仅仅由
于地下经济、泡沫经济的存在，工资外隐性收入的增加，预算外资金比重日大，非银行机构
资金体外循环扩大等，就已对全面搜集生产、建设、分配；交换、消费等资料带来严重影
响，使统计信息难以覆盖全社会。研究者亦很难根据这些统计资料对社会进行全面分析观
察。即使进行了分析，其研究结果也难以让人信服。所以在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上，还必须广
泛调查老百姓的意见。
    近两年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
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如山东省有关
部门在1995年一季度就当前职工最不满意的问题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职工们最不满意的
问题之一，就是感到社会分配严重不公。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的分配既不是按劳分配，也不
是按需分配，更不是平均分配，根本没什么标准。而且相当部分高收入者，并不一定做出了
与收入相匹配的重大贡献；倒是相当多的低收入者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
满。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组织的一项调查中，当问到“您认为在目前社会上的一些
富人中，有多少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时，回答“不大多”的占48．5％，回答“几乎没
有”的占10.7％，回答“不知道”的占20．8％，仅有5．3％的人回答“很多”。由此可
见，多数人对分配不公的抱怨主要是对致富方式的不满，而不是对贫富分层的不满。
    作者在和社会各界人士交谈中发现，现在中国民众对分配不公的抱怨已与80年代有很
大不同。那时的抱怨还多少有点平均主义的遗迹，对个体户带有身份上的歧视；认为文盲之
类的挣大钱，使教育显得一钱不值，但却没有人否定个体户主要是依靠能力，通过市场行为
赚钱。经过后来的“下海”潮，人们已经知道“下海”的不易，对个体户、私营业主的含辛
茹苦有所体会，愤慨小了许多。但民众也看得很清楚，叨年代几次机会中基本都是权力圈中
人或和他们有关系的人获利。一想到致富的原因是靠掌握权力，或是靠社会关系中有什么人
能弄到“条子”批地、批各类紧俏物资、批外汇额度、或搞原始股票之类，这种机会不均造
成的经济不平等就显得特别不公平。而在财富积累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一步赶不上，就会
步步赶不上。因为在凭资本称雄的90年代，不再会有那么多的机会留给一无所有、白手起
家的人了。
    毫无疑问，在高收入者和贫困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当高收入者的高
收入常用于奢侈性的挥霍上，只刺激了某些不正当的行业发展与寄生阶层出现时，社会公众
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也就比较容易为人所理解了。

收入集中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收入严重的集中化，强烈地（从物质和心理上）阻碍了公众对发展的参与，损害了民众
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助长了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政府必须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这二
者参加分配的比例上有公正的规定，以防止少数人不正当的收入过高和两极分化的不断扩
张。
    对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史稍加关注的人都知道，平等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始终是处于
中心位置的问题，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在详细考察了亚洲一些不发达国家的
经济发展状态后，得出了如下结论：
    “从经验来判断，显著并在增大的收入差距并未证明有助于富有活力的经济成效和发展
的强大势头。事实上，看起来更可能是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强烈地（从物质和心理上）阻碍
了公众对发展的参与，从而妨碍了健康的经济发展。”
    社会的平等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种种迹象表明，收入的严重集中化极大地
妨碍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首先，贫困人口低下的生活条件损害了他们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结果只会使生产停
滞不前，大大降低效率，这就使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还要走很多弯路。
    其次，不平等的现状助长了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因为在民众寻求更大的平等背后，是
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识，即它在社会公正方面有种独立的价值，对国家凝聚力具有健康的作
用。而中国目前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毫无疑问使国家凝聚力下降。
    从根本上来说，弱势阶层的处境恶化对政府而言是具有危机性质的社会问题。所以中国
政府现在面临的抉择是艰难的：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推动生产力是主要的；但在市场经济
条件已初步建立的情况下，资本推动也是必不可少的。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资本收入
越多，越有利于资本形成。如何使资本要素参加分配，并确定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比例，
牵涉到社会公正问题，而不平等这个伦理问题又和所有的社会经济关系相连。不管怎样，政
府要考虑的不仅仅只是经济效率问题，它所肩负的责任比这要复杂得多。因此，为了社会的
长治久安，政府不但应该割断政治权力和市场的紧密联系，还必须在社会财富初次分配和二
次分配过程中，设计出行之有效的办法调校目前这种状态，以防止少数人不正当的收入过高
和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张。

贫困——世界性的困扰
    中国用了15年时间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8000万，取得了举世公认的
巨大成就。然而，不能因此就忽视新生的城市贫困问题，为公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是每一
个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社会能够良性运作的基本保证。
    人们总结说，改革以来中国开始了大分化：东西部分化、城乡分化、阶层分化、贫富分
化。其实前两种分化包含了深刻的历史地理因素，计划经济时代政策性的强行拉平，或者用
财政转移支付那种“输血式”方式扶贫，都是一些不成功的反贫困措施，其后果大家也早已
看到。但阶层分化、贫富分化这两个问题不但关系密切，且和东西部分化、城乡分化的成因
不同。如前所述，权力市场化是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成因，而贫富分化又是导致阶层分化的
重要基础，只是阶层分化较之贫富分化还包括更为广阔的内容，如职业声望、政治地位等
等。在这所有的社会分化中，最基本的问题其实就是贫困问题。而贫困问题不独中国才有，
它已成为困扰世界的顽症。
    1996年是联合国宣布的“国际消除贫困年”。将这一年定成世界消除贫困年，是1995
年3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180多个国家
的领导人和代表在《共同宣言》和《行动纲领》等文件中，表示要以果断的国家行动和国际
合作达到消除世界贫困的目标，允诺把消除贫困、曾加就业和促进社会融合等目标列为当前
以及跨入21世纪后的最优先项目，以确保全人类的福祉。
    反贫困是世界各国都必须为之努力的社会目标。在过去50年内，世界财富增加了7
倍，但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贫困问题也日益突出。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世界有13亿
贫困人口，比5年前增加了3亿，现在正以每年2500万人的速度增长；有10多亿人缺乏安
全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每年约有1800万人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及与贫困有关的其它原
因，远远超过战争造成的死亡。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尤为严重，在南亚居住着世界上1乃的
人口，贫困人口却占了一半。非洲6．3亿人口中，约有一半挣扎在饥饿线上。拉美地区有
近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占拉美人口总数的1/3以上。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已从
1974年的29个增加到1994年的48个，其中28个国家每人每天靠不到1美元生存。
    发达国家的贫富悬殊问题也日益严重，贫困人口呈上升趋势。以世界超级富豪国美国为
例，就有1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如果将个人名下资产超过50万美元的个人定义为富户，那么N95年欧洲的富户已达到
170万个，那里也因此成为全球个人财富最为集中的地区，他们的身价高达47000亿美元。
北美地区集中着160万富户，总资产也有46000亿美元。但联合国以及其它机构普遍相信，
亚洲很快会取代欧美成为财富之最，目前亚洲宫户的总资产已达42000亿美元，过去10年
来这些富户的财富一直以9％的年速度增长，香港、新加坡以及韩国成为个人财富增长的翘
楚。
    针对上述现象，联合国的人力资源发展报告指出，一个正在崛起的城市富裕阶层正在世
界各地形成，他们通过种种途径建立相互联系并聚敛大量的财富与权力，而种种令人担忧的
迹象显示，地球村近半数的村民已经被摒弃在这一激动人心的财富创造过程之外。
    贫困问题主要是不合理政治秩序带来的恶果，其中贪富差距日渐扩大是贫困问题日益严
重的突出表现。在世界人口收入统计表上，20Ok的富人与20％的穷人的收入差距在60年代
相差30倍，1991年已增至60倍，现在这一差距还在继续成倍扩大。世界总人口中，社会
上层的10亿富人拥有83％的世界总收入，而社会底层的10亿穷人只占1．5％。在贫困人
口中，绝大多数是失业和半失业者。
    人口增长过快使发展中国家雪上加霜，抵消了它们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作的努力。目
前，全球每天增加23.5万人口，每年共增加9000余万人口，所增人口的95％都集中在发
展中国家，照此速度和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到2000年全世界将净增2亿贫困人口。
    与贫困伴生的是严重的社会问题。1990年以来，全世界发生82起大规模武装冲突和战
争，至少有65起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跨国难民已从70年代的80余万人增至目前的2000万
人左右，另有2600余万难民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流离失所。穷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向城
市，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40余年里城市人口分别增加1倍和5倍，仅拉丁美
洲每年就有数千万青少年流落街头。暴力犯罪、吸毒贩毒、环境污染等社会间题也随贫困的
增加而日趋严重。
    联合国因此并不将一国的富裕程度视为考察民众生活状况的唯一指标。在被称为“头号
经济巨人”的美国，那里富者与穷者的收入差距己扩大至9：1，悬殊程度与巴西、圭亚那
等拉美国家相当，而一般工业化国家贫富悬殊程度则为4:1。所以当联合国人力发展项目在
1990年首次推出评估报告时，除国民生产总值外，教育、寿命以及实际购买力同时成为衡
量社会进步状况的指标，而人力发展指数则包括了民众健康、卫生保健、妇女地位等充分反
映民众日常生活状况的系列指标。在今天涵盖了174个国家及地区的人力发展指数排行榜
上，高居榜首的是加拿大，其后依次是美国、日本、荷兰与挪威。中国处在第108位，印度
位居135位，名列榜尾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如计人妇女待遇指数指标进行更全
面的评估，瑞典异军突起而进入榜首，加拿大落至次席，美国跌至第四，而中国则连跳29
级，升至第79位。
    1996年人力发展报告还首先引进了一个衡量社会进步的新指标：隐性贫困，即通过评
估5岁以下儿童发育不良比例、在校儿童比例、妇女文盲比例等多项指数来预测未来社会可
能产生的贫困人口。根据这项指标，尽管南亚的印度及其它国家（斯里兰卡）目前的贫困人
口比例为29％，但如以“隐性贫困”指标衡量，贫困人口比例则陡增至62％，南亚次大陆
各国政府在脱贫领域可谓任重道远。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海外发展委员会主席约翰·塞威尔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指
出，单以国民生产总值规模衡量一国经济水平的时代已经终结，唯有综合考虑社会以及经济
因素才能反映真实状况。塞威尔告诫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增加
投资以提高民众素质，改善妇女受教育状况，并创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卫生保健制度，唯此才
能走上持久稳定发展的光明之途。”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消除贫困工作历经了3个阶段：
    1978年至1985，年为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阶段。由于中国农村实行重大经济体制改
革，短短7年内，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由1973年的2．5亿人减少到1985年的1．25亿
人，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即绝对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
1978年的30.7％下降到1985年的14．8％。
    1986年至1993年为贫困人口稳定减少阶段。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到8000
万人，平均每年减少64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8．8％。
    自1993年起，中国进入消除贫困最艰难的攻坚阶段。国务院于1994年3月公布并实施
“八五扶贫攻坚计划”，即甩7年左右时间，解决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在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总数增加的大背景下，中国用了15年时间使本国农村绝对贫困人
口从25000万人减少到8000万，这的确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性成就。现在面对新生
的城市贫困问题，中国也需要考察贪官差距过大的主要成因，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少贫困
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第一部《社会救济法》（草案）已列入八届人大必须完成的立法
项目之一。作为政府，关怀弱者，为本国公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社
会能够良性运作的基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