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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福煦元帅， 1919年 2O世纪2O年代后期是繁荣、稳定与和解的几年；2O世纪30年代则是萧条、危机和战争的10年。2O年代的和解在欧洲是以法国联盟体系为基础，在远东则是以华盛顿会议的协定为基础，两者的目标都是为了维护这两个地区的现状。这一目标在2O世纪20年代中得到实现，但在随后的10年中，一切又突然地、决定性地颠倒过来。德国和日本的新领导人决意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领土和约，并有办法、有决心这样做。他们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计划和惊人的侵略行径急剧地改变了势力均衡。较弱的意大利不再是徒劳无益地企图向现状挑战的唯一的修正主义国家；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也给修正主义运动增添了力量，导致了一个全新的力量布局，由于英国、法国及其欧洲大陆盟国坚持维护现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努力要求改变现状，因五年计划而变得强大的苏联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日此，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发展起来了，这三方力量的相互影响解释了20世30年代一再发生的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的原因。 一、日本入侵满洲 第一个重大的侵略行动是日本作出的，因为它要实现其获取大陆领土这一蕴藏已久的野心。为了利用看去是不可错过的良机，日本人早些时候已迅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不太费力地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和在山东半岛上的特权。不过，他们的全部野心表现在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中。这些条款若得到实现，就会把中国改变成日本的保护国。日本远征军在英国和美国军队于1920年撤离西伯利亚后继续留在该地是其大陆野心的又一表现。 日本人的这些愿望多半未得到满足。“二十一条”被成功地抵制了，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警告，他说，美国不会承认任何破坏中国领土完整或违反“门户开放”原则的条约。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确保住了从前的德属岛屿，但只是作为三级托管地而不是作为地道的领地。威尔逊总统拚命反对日本对无可争辩的中国领土山东的要求。作为妥协，日本被准许“暂时”占有这座半岛，但日本退一步承认它的“政策”是在某一日期把这片领土归还中国，“只保留‘以往一向’授与德国的经济特权”。 在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会议上，日本正式放弃了它也许仍怀有的领土野心。与会九国签订了《九国公约》（1922年2月6日），保证中国领土完整，重申“门户开放”原则。在这个会议上，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还签订了《四国条约》（1921年12月13日）；通过这一条约，他们同意互相尊重各方在太平洋“岛屿领地”上的权利，通过协商解决今后的一切争端。此外，经过美国的积极调解，日本同意将山东归还给中国并从西伯利亚撤军；这两个诺言于1922年被履行。 在结束了——至少是暂时结束了——对外冒险之后，日本这时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1923年大地震的善后问题和引起骚动的投票问题。大地震摧毁了东京四分之三的地区，造成了16万人的重大伤亡和价值2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投票问题引起了骚乱和政治动乱，直到1925年接受男性普选制，将选民从300万人增加到1400万人为止。 最严重的是经济问题，尤其是贫困农民的经济问题。日本同美国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提供军需品和商船运输大大繁荣起来。1914年至1920年间，对外贸易的价值增加了近4倍，即从12亿美元增加到43亿美元。不过，这一繁荣的分布情况很糟，因为经济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在所谓的财阀（Zaibatsu；Zai意为富豪，batSS意为集团）手中。“财阀”是四个以家族为中心组成的大企业（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的通称；这四家大企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三，拥有日本私人银行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全部信托存款的四分之三和全部人寿保险单的五分之一。占总人口一半的农民因很高的地租和沉重的债务而穷困不堪。他们中只有7％的家庭拥有5英亩或5英亩以上的土地；平均每户占有的土地不到3英亩。城市工人则遭受着食品价格高、工资低、工会没有自由的痛苦。由于投机商将物价抬得很高，1918年爆发了米粮暴动，使政府必须动用军队来恢复秩序。 工人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降低意味着国内市场受到严格限制。因此，日本工业主要依靠外国市场销售产品；这种依赖在大萧条到来时带来了灾难。1929年至1931年间，对外贸易减少了近50%。农民以往靠养蚕来增补微薄的收入，这时因向萧条中的美国出口的丝织品的数量急剧下降而受到严重伤害。城市工人也相应地遭受着失业的痛苦。 军队领导人和其他拥护扩张领上的人这时能颇有说服力地争辩说，依赖外国市场是日本处于困境的根源。日本应征服一个使日本能自给自足、在经济上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军方代言人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鼓吹这一学说，但大萧条的破坏这时为他们提供了易起反应的听众，正如希特勒在德国所遇到的情况一样。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将军在给天皇的建议书中写道：英国可得到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原料，美国可得到加拿大和南美洲的资源。“但是在日本，粮食供应和原料同人口相比在减少。如果我们只希望发展贸易，最终必将被打败。……最后，我们将一无所获。……景好的政策在于采取积极措施，去获取日本在满洲和蒙古的权利和特权。……” 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不仅为经济上的原因所驱使，还对苏联力量的日益增长和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日趋成功感到不安。此外，他们充分意识到当时正引起西方政治家注意的失业情况和其他问题。这些周密的分析思考反映在1931年夏即日本军队侵略满洲前仅6个月时本庄将军提交给军事大臣的备忘录中： 为了加强我国的地位和力量，有必要立即利用苏联还未完成五年计划和中国尚未成为统一国家的形势，同时还要利用世界经济的困难处境。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加以利用，以达到更进一步占领满洲和蒙古的目的，实现早先远征西伯利亚时的积极目标。中国的统一、苏联的存在和美国的入侵远东，所有这些都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田中和本庄都把满洲列为他们扩张主义计划的第一个目标，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东北角上的这个省份具有两个有利条件：与南京中央政府的联系松散，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铁、煤和辽阔、肥沃的平原。此外，日本已通过过去商定的条约获得了在满洲的某些特权；这些特权可以用来为其侵略行径找借口。当日本军方于1931年秋断定入侵时机已戍熟时，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1931年9月18日晚，一颗炸弹将日本人控制的、通往沈阳北部地区的南满铁路炸坏了一小段。由于几分钟后一列南去的火车毫无困难地通过了那段铁路，日本人又在以后5天里拒绝让新闻记者前往“事故”——日本人当时审慎地称这一爆炸事件为事故——现场采访，因此，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整个事件是捏造的。现在，人们才弄清，这件事的确发生过，因为币原喜重郎男爵在1946年6月东京国际战犯法庭上证明了这一点。这位男爵曾于1931年任外务大臣，他承认，当时一些军官筹划了这一事件，他虽设法阻止但未成功。他的证言可通过驻扎在关东半岛上的日本军队即当时所称的“关东军”立即行动起来时所具备的速度和精确性得到证实。关东军未经宣战就在24小时内攻占了沈阳和长春，然后成扇形向四面八方展开。1932年1月下旬对哈尔滨的占领意味着满洲各种有组织的抵抗的结束。1932年3月，胜利者将他们的占领地重新命名为“满洲国”。因需要一个傀儡皇帝，他们便将1911年垮台的满清王朝的幸存者、退位的皇帝博仪拉了出来，正式任命他为摄政王。 其时，中国政府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和《巴黎公约》（《凯洛格-白里安条约》）向国际联盟和美国求助。给果只是一再商讨而没有实际的援助。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表示“由衷的同情”，但拒绝引用《巴黎公约》。国联理事会于9月19日、10月13日和11月16日三次开会讨论满洲的局势；这些会议的特点是表示好意、致以问候，然而又拖拖拉拉、一片混乱。日内瓦和华盛顿的许多人始终坚信，日本内阁能约束军队，结束危机。11月21日，日本代表团接受了中国人原先提出的成立公正的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但委员会成员直到1932年1月14日才被选定，而且他们实际上直到4月21日才抵达沈阳；这时，满洲已变成了满洲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了所谓的“史汀生主义”，它规定，凡有损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违背“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凡使用违反《巴黎公约》的手段而造成的条约，美国一概不承认。这一规定几乎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因为日本军队只对优势力量起反应，而当时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得可以勇敢地与在远东的日本相对抗。此外，所有西方政府都为紧迫的国内问题所颁扰。例如，胡佛总统就面临着国民选举和大萧条两大问题；大萧条当时正严重到极点。因此，他希望“摆脱”国际纠纷，全力以赴解决国内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此期间，国际联盟调查团即李顿调查团已在团长李顿勋爵的领导下，在日本、中国和满洲收集证据。它于1932年10月提交的报告为了避免冒犯日本人，措辞很谨慎。它否认日本人的侵略是正当的自卫手段，谴责新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但是，它没有命令日本撤军。相反，这份报告提出这样一种解决办法：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将满洲变成在中国主权范围内但又在日本管辖下的自治国。1933年2月25日，国联正式通过了这份报告，第二个月，日本退出了国联。 回想起来，满洲事件作为对国际联盟和旨在维护现状的整个外交结构——《凡尔赛和约》、华盛顿会议的协定和《巴黎公约》——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是很惹人注意的。日本毫不费力就获得了大片富饶的新领地，这对意大利和德国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并不是不起作用的；满洲事件引起了一连串的侵略，这些侵略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外交上对希特勒的反应 日本人征服满洲是对远东现状的野蛮挑战，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希特勒对欧洲现状的威胁。在此之前，法国联盟体系几乎是毫不费力地统治着欧洲大陆。墨索里尼曾试图组织反对集团，但是，他与下等修正主义国家如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签订的协约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同样，苏联被“封锁线”切断了同外界的联系，而且，不管怎样，它只埋头于“在一国中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德国呆在一旁，这个国家在接受《洛迦诺条约》和加入国联时，已在斯特来斯曼的领导下与战时的敌国讲和。 1933年，当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这种令人欣慰的形势被急剧地改变了。这位纳粹党领导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为德国人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引自《我的奋斗》（1924年）中的以下几段话反映了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在以后几年中，他一直不断地、没有重大改变地重提这些思想和目标。 ……如今，不能靠强烈的抗议，而要靠一把巨大的剑，使被蹂躏的地区回到共同的德意志帝国的怀抱。 锻造这把剑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领导人的任务；维护锻剑工作和寻找战友则是外交领导人的职责。…… 恢复1914年时的边界的要求在政治上是十分荒唐的，其荒唐的程度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提出这一要求就象是在犯罪一样……德意志帝国1914年时的边界是根本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实际上，这些边界从包括日耳曼民族的人民的意义上说，是不完整的，从地理军事是否合宜的角度而言，也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我们国社党人自觉地……关注我们6O0年前放弃的领土。我们不允许德国人继续不断地向南方和西方迁移，要把注意力转向东方领土。如果我们今天谈到欧洲领土，我们首先能想到的只是俄国及其边境上的仆从国……新德意志帝国必须各次使自己沿着过去条顿骑士团的道路前进，用德意志的剑为日耳曼人获得耕地，为这个民族获得每日食粮。 几乎一点也不奇怪，当这几段话的作者成为德国的主人时，外交上立即有了反响，首先是几年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小协约国开始恢复元气。1933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建立了由三国外交部长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来促进其外交政策的协调和执行。同样，这年春天，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周游了小协约国各国首都及华沙，加强了法国与其东欧盟国的联系。 甚至连后来同希特勒结成“罗马-柏林轴心”的墨索里尼，一开始也强烈反对他的这位独裁伙伴。由于许多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南蒂罗尔，墨索里尼对以“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为口号的扩张主义的纳粹政权感到不安。因此，1933年7月15日，他主动与英、法、德缔结了《四国公约》。公约重申，签约国必须坚持《国联盟约》、《洛迦诺条约》和《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未经四国同意不得对《凡尔赛和约》作任何改动。这一做法证明是无用的，因为希特勒一再违反这些诺言——甚至无视与他一同签约的国家。1933年10月，他宣布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虽然他没有立即透露其重整军备的计划，但这一计划的存在——如果不是就其进度和规模而言——已普遍地为人们所知道。 这些发展促使土耳其、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另一个地方性集团，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拥有相当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1934年8月9日，四国签订了《巴尔干公约》，公约规定四国相互合作、共同维护东南欧的现状。 比巴尔干协约国的组成更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时有了根本的改变。传统上，苏联领导人认为国联是掠夺成性的各帝国主义强国保持一致的组织。但是，1933年12月，当美国记者沃尔特·杜兰蒂问苏联对国联是否始终持否定态度时，斯大林答道： 不，并非始终，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持否定态度。你们可能不十分理解我们的观点。尽管德国和日本都退出了国联——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国联也许仍然多少能起制止或阻止军事行动爆发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我们不顾国联的严重缺点而支持国联，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段话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希特勒的出现极为担心。由于这种担心，苏联人这时认为，国联是一种组织共同抵抗、以挡住纳粹先发制人的侵略的可能的工具。这一新态度得到了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的鼓励。巴尔都在国内问题上是保守派，在外交事务方面，他的简单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到可以劝阻希特勒不从事扩张主义冒险活动的联盟。除了巩固法国、小协约国和波兰之间的关系外，巴尔都这时还力图使苏联加入维护现状集团。基本上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国际联盟才邀请苏联加入它的行列，而苏联也于1934年9月19日接受了这一邀请。 第二个月，一个刺客在马赛枪杀了巴尔都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这是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巴尔都的继承者们奉行一种比较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对德政策。皮埃尔·赖伐尔尤其如此，他的阴谋诡计曾使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尼古拉·蒂图列斯库破口大骂：“赖伐尔这头猪。”颇为典型的例子是1935年1月7日赖伐尔同墨索里尼达成的和解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双方同意，如果希特勒采取行动，他们就一起对付；他们还解决了有关其非洲领地的各种争端。法国将一些与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接壤的荒凉地区割让给意大利，墨索里尼则放弃了对拥有许多意大利居民的突尼斯的要束。不过，有关埃塞俄比亚的口头协议导致了很大的争议：墨索里尼声称，他得到了在那个国家里行动完全自由的许诺，而赖伐尔坚持认为，这个协议仅限于经济事务方面。安东尼·艾登断定：“这一口头协议的真实内容人们将永远无法知道。……这两位诡辩能手……在赖伐尔垮台之后还会继续争论。……了解了他们的解释后，我本人的看法是，赖伐尔当时把话说得十分模棱两可，给了墨索里尼利用他这种暖昧态度的机会。”无疑，这位“领袖”得到了最坏的书面协定和最好的口头许诺。 两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3月双日，德国正式背弃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再次提出征兵，并直布德国军队将增加到36个师。英、法、意在4月11日的斯特雷萨会议上作出了反应，它们一致同意共同行动，反对德国的威胁。事实证明，这一“斯特雷萨阵线”与两年前的《四国公约》一样无用。各签约国很快就开始自行其是：意大利忙着准备入侵埃塞俄比亚；英国于6月18日与德国签订了一份单独的海军协定，允许德国建立起一支相当于英国海军力量的35%的海军；法国于5月8日与苏联缔结了一份为期5年的同盟条约，双方同意，如果一方遇到无端的进攻，另一方将予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于5月16日与苏联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不过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取决于按照1924年的同盟条约也必须提供援助的法国。 总之，在希特勒掌权的刺激下，两年内出现了好几个旨在阻止这位“元首”的任何侵略行径的新的外交集团——巴尔干协约国、复活的小协约国、法苏同盟和捷苏同盟。但是，在这些外交集团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例如，《英-德海军协定》就引起了巴黎的不满，1934年1月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也没得到巴黎的赏识，令人捉摸不定的赖伐尔根本不信任他的苏联盟国，宁愿自己私下另外做交易。随着埃塞俄比亚危机的爆发，这些分歧成为彻底破坏国际联盟和战后整个外交结构的日益豁开的裂口。 三、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 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的军团侵入独立的非洲王国埃塞俄比亚。促成这一赤裸裸的侵略的因素有好几个，一个因素是法西领主义者为扩展疆土而酿场扩展疆土。墨索里尼宣称：“帝国的发展是生命力的主要表现，反之则是衰退的表示。”对帝国鼎盛的这种热望因回想起1896年在阿杜瓦的失败——当时，一支25，000人的意大利军队惨败于部落民之手——一而得到加强。大萧条的影响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因为意大利的失业人数从1926年的11万人上升到1931年的73万人，进而上升到1933年的100多万人，从而导致了这样一种通常的理论解释，即断定殖民地扩张是减轻国内经济压力所必需的。意大利人对这一点特别热心，因为英国和法国已获得非洲所有上等的领地，留给意大利人的只是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的多沙的荒地。 当时，一位意大利工程师表达了这种扩张的决心，他抱怨说他在厄立特里亚我不到黄金。“但在阿比西尼亚”，他又说，“却还有铂白金，付很少的代价就可以找到它们。但是，它们都被埋藏在地底下。人们除了在阳光下游荡其他什么事都不做。当你真正地观察到这一点时，如果你还认为，一个民族可以出十足的懒惰而对无数的财富实行禁运，而其他民族却必须在贫瘠的土地上与各种自然力作斗争，那将是不道德的。”墨索里尼拿定主意后就立即决定采取行动，因为他认为当时的外交形势对他很有利。他认为赖伐尔已给他开了绿灯，并以为来自其他地区的反对不会坚决到足以阻止他的地步——这一设想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 意大利人发动侵略的借口使人联想起日本人在满洲制造的事件。1934年12月5日，埃塞俄比亚军队与意大利军队在靠近意属索马里兰和埃塞俄比亚边境地区的瓦尔瓦尔发生了冲突。海尔·塞拉西皇帝提出，把瓦尔瓦尔是在意大利领土上还是在埃塞俄比亚领土上这一问题交给仲裁委员会解决。墨索里尼拒绝接受这一提议，相反，在公开准备入侵的同时提出了种种要求。1935年9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塞缨尔·霍尔爵士在国联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保证，英国将支持反侵略的行动：“依照国联明确规定的义务，为了共同维护整个《盟约》，尤其是为了共同坚定地抵抗所有无端的侵略，国联将站在反侵略的一边，我国也将站在反侵略的一边。……”正如一位代表所说的那样。这篇演讲是“国联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页”。但是，霍尔似乎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即将投票选举的英国选民身上，因为他以后的行为不是在支持而是在破坏“共同抵抗无端的侵略”。 在意大利人开始侵略的一个多星期之后，国联理事会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国联大会根据盟约第十六条投票赞成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这些制裁于1935年11月18日生效，它们包括禁止给意大利以武器、贷款和原料，但不包括主要原料——石油、煤、铁和钢等。尽管有这样的局限，这些制裁仍然是阻止意大利前进的重要开端。而且，世界舆论也以压倒之势反对墨索里尼的侵略。埃塞俄比亚人在顽强地进行抵抗，不过，意大利人最初很难向前推进不是由于其对手的战斗力，而是由于几乎完全没有道路。 此时，狡猾的赖伐尔滥用了阻止意大利人前进的小小机会。1935年12月初，他说服霍尔接受了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意大利将彻底地获得大约半个埃塞俄比亚，并将控制余下的半个埃塞俄比亚，把它作为“经济扩张和拓居的地区”。这两位谈判者都同意对这一计划进行保密，直到将它提交给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和国际联盟这些有关方面为止。不过，赖伐尔预料这一计划会在英国遇到麻烦，因此，他同意让法国新闻界开始注意到这一计划。使他吃惊的是，有关这一秘密协议的消息在伦敦和巴黎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怒。霍尔被迫辞职，由安东尼·艾登继任外交大臣。第二个月，赖伐尔在受到议院的痛击之后也不得不辞职。 这种情况一时看来象是那些支持国联反侵略的人的一场大胜利，但根本的争端仍然存在，这就是要不要通过禁运主要原料、尤其是石油来使经济制裁有效。艾登赞成这样做，但新上任的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弗朗丹则故意拖延。文登说：“弗朗丹的态度与赖伐尔的态度很难区别，只是显得更巧妙、更始终如一而已。”弗朗丹的主要论点是，如果投票通过石油制裁，墨索里尼就会退出国眹；他坚持认为应设法达成另一种解决办法。由于英国内阁未能团结一致、支持艾登，弗朗丹能独行其是，有效的制裁从未得到实施。这种决定的意义从希特勒的译员保罗·施密特博士所透露的下面这段话中可看得很清楚： 1938年，慕尼黑会议的前夕，墨索里尼承认，国际联盟差一点靠集体安全体系成功地制止侵略。“如果国联当初遵照艾登的意见处理阿比西尼亚争端”，他对希特勒说，“并把经济制裁扩大到石油方面，那么，我会不得不在一星期内撤出阿比西尼亚。那对我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灾难。” 随着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占领莱茵兰，任何余留的实行有效制裁的希望均成为泡影。占领莱茵兰这一重大行动有着深远的影响（见下一节），它使英国和法国政府更易感受到德国的威胁，也更下定决心去安抚墨索里尼，以便让他站在他们一边，并留在国际联盟内。因此，国联理事会于1936年4月20日投票决定，继续实行不包括石油在内的经济制裁，从而招致了这时几乎仅凭着勇敢与意大利人作战的埃塞俄比亚军队的灭亡。 墨索里尼决心排除出现第二个阿杜瓦惨败的任何可能性，他准备了一支25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加上非洲的援军和劳工队伍共达40万人。这支军队装备着难以对付的坦克队、摩托化部队和飞机。相形之下，埃塞俄比亚军队不到30万人，且几乎所有人的装备都比意大利非战斗人员的装备差。与缺乏坦克、飞机和重型大炮同样严重的是埃塞俄比亚领导人的水平低得惊人。摩洛哥里夫人的胜利已证明用游击战术来对付装备优良的欧洲军队是十分有效的，但埃塞俄比亚部族首领以其自取灭亡的傲慢和无知藐视游击战，认为它毫无价值、有失身份。相反，他们企图进行阵地战，结果遭到了无情的炮击、轰炸，甚至还遭到了芥子气的喷洒。 在经过一场长达7个月的战役之后，巴多格里奥元帅于1936年5月5日耀武扬威地进入亚的斯亚贝巴。同一天，墨索里尼宣布“罗马和平，它体现在‘埃塞俄比亚是意大利的’这一简单的、不可改变的、明确的短语中”。四天后，意大利国王接受了“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称号。于是，在牺牲了3000人和损失了10亿美元之后，墨索里尼赢得了一个拥有35万平方哩土地、1000万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帝国。 就欧洲和世界其余地区而言，埃塞俄比亚事件的意义在于它削弱了国际联盟。许多小国家如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在危机期间曾忠实地支持国联，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但它们得到的唯一报偿却是经济上受到严重损失，并使自己受到获胜的“领袖”的惩罚。显而易见的教训是，要是西方主要强国懦弱胆小，集体安全使是圈套和欺骗。因此，小国从此以后背弃国际联盟，奉行一条四散溃逃的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联的牺牲并未使意大利站到西方列强一边反对德国，而这曾是那些坚持要安抚墨索里尼的国家的最大目标。抚慰收到了恰恰相反的效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对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和莱茵兰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印象很深，并察觉到他们的侵略活动若协调一致、所能带来的巨大可能性。因此，最终的结果不是纳粹德国的孤立，而是“罗马-柏林轴心”的形成。 四、罗马-柏林轴心 在埃塞俄比亚危机初期，希特勒采取观望的策略。如果墨索里尼失败，希特勒就少了一位中欧的对毛如果他获胜，集体安全体系就会遭到破坏，希特勒的“生存空间”计划就会相应地得到加强。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戏剧性地结束了这种消极政策，派遣一支35000人的军队长驱直入莱茵兰。《凡尔赛和约》已规定，德国不得在莱茵河左岸、也不得在右岸50公里地带拥有防御工事或军队。希特勒违背这一规定的做法是一次最具战略意义的行动：法国联盟体系以法国军队易进入中欧为基础；随着莱茵兰的被重新占领和立即动工的齐格菲防线防御工事的建立，法国不再易进入中欧。法国被切断了与其盟国的联系，而德国的力量却大大增长，因为它的命脉不再因非军事化的莱茵兰而处于易受伤害的境地。总之，希特勒对莱茵兰的突然行动意味着彻底打破了欧洲军事和外交上的势力均衡。 法国不能对这一重大挑战作出适当的反应，因为这个国家当时正准备大选，而且是由一个临时的内阁在执政。总理萨罗和外交部长弗朗丹想通过调动军队和发出最后通碟来制止希特勒。如果实施这一计划，原本是能奏效的，因为现在已知道，当时希特勒是在不听几乎所有将军劝告的情况下决定对莱茵兰采取行动的。德国军队还没有准备好进行重大的战争，除两人外，德国军事首领都反对重新占领莱茵兰，他们自然认为这会导致与法国的冲突。因此，希特勒命令，如果法国调兵，并将其军队派过边界的话，他的各个师应一枪不放地主动撤退。希特勒同墨索里尼一样是在虚张声势吓唬人，两人都在玩策略。 萨罗和佛朗丹受到劝阻，没有采取行动，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军事顾问反对与战争冒险直接有关的任何行动，同时也因为英国政府与先前法国政府在埃塞俄比亚危机期间一样踌躇不前。当弗朗丹找英国首相鲍德温商量时，后者拒绝与调派法国军队去莱茵兰的建议有任何关系。鲍德温说：“你可能是对的，但是，只要有1%的因你的警察行动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我就没有权利把英国牵扯进去。……英国现在不处于进行战争的状态。” 法国政府由于本身意见不一，无法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来取断然行动，正是因为这一点，希特勒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一胜利的一个结果是法国联盟体系开始结束。不仅“齐格菲防线”切断了法国与中欧和东欧的联系，而且与此同时，德国还对东南欧发动了经济攻势，使这一地区实际上成为一个经济附属地。到1936年时，德国接受了土耳其全部出口物的51%、保加利亚全部出口物的48%、希腊的36%、南斯拉夫的24%和匈牙利的23%。如此密切的经济联系必然产生政治影响，尤其是因为这时出现在东南欧的一些独裁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特别爱好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体而不是西方的民主政体。无疑，迈塔克斯将军、卡罗尔国王和保罗亲王的外交政策与韦尼泽洛斯、蒂图列斯库和亚历山大国王的外交政策通然不同。 对莱茵兰的突然行动还起了使以往一向敌对的“元首”和“领袖”言归于好的作用。希特勒在石油制裁仍有可能实行的时候转移了国联的注意力，墨索里尼对此深表感激。短时间内，这两个独裁者结成了有效的伙伴关系，迅速打破了现存的外交结构。 根据1936年7月且日签订的奥-德协定，希特勒答应尊重奥地利的领土完整，从而消除了罗马和柏林之间不和的主要根源。一个星期后，西班牙爆发了内战，这一悲惨事件（见下一节）拖延了3年，在这期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联合行动，促成了西班牙共和国的灭亡。1936年10月24日，“罗马-柏林轴心”正式结成；意大利和德国不仅就德国以承认意属埃塞俄比亚作为取得某些经济让步的回报这样的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还就全面的合作取得了一致意见。第二个月。日本通过与德国、然后又与意大利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加入了这一轴心。 因此，到1936年年底时，外交上的均衡已完全不同于希特勒开始执政时的情景。意大利和德国这时结成了有效的伙伴关系。法国已失去从前的霸权，落入比较孤立的境地。它在中欧的旧盟国正渐渐散去，而与苏联建立的新联盟基本上仍是纸上的东西。法国政府很不信任苏维埃政权，以致拒绝签订使它们的联盟完全生效所必需的军事协定。同样，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也不十分密切，彼此之间互不信任。由于满洲和埃塞俄比亚事件使维护现状集团陷入混乱，使国际联盟遭到严重削弱，“罗马-柏林轴心”能在以后3年中掌握主动权，在实际未遇抵抗的情况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五、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不仅仅具有通常的意义，因为它实质上是把两种战争合在一起——一种是由西班牙社会的腐败和紧张局势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冲突，一种是由思想体系的冲突和大国利益的冲突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 20世纪的西班牙截然不同于16世纪的西班牙，16世纪时，这个国家是欧洲最强大、最令人畏惧的国家。在16至20世纪之间的几个世纪中，西班牙衰落的象征是1898年的西-美战争；美国轻易地夺走了西班牙的大多数剩下的殖民地，使西班牙丢尽了脸．这次战争不仅暴露了西班牙军事上的弱点，而且暴露了统治这个国家的、已处于牢固地位的寡头政治集团的腐败和无能。构成这一寡头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分有三种：大地主、军队和教会。 大地主由旧贵族和购买了许多地产的富裕的中上层阶级组成。大约35，000名这样的地主占有了全都可耕地的50％左右。占地情况各省之间大不相同，土地占有最为不均的地区是南部和西部。相形之下，北部地区几乎没有大地产，不过那里的农民由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很小，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率很低，占总人口70%的农民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贫穷。地主都为在外地主，住在马德里或外国首都挥霍他们的收入，没有为生产作出任何贡献。 西班牙军队是值得注意的，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军官人数与士兵人数相比多得惊人，二是军方常常干预国家的政治。实际上，军官们认为他们有权利监督政治事务，并照着这种看法他明确地说，这意味着保护现状，反对所有的挑战者，不论他们是赞成共和政体的中间派还是左派各政党。 定为国教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是一个极为富有、极有影响的机构，虽然它在19世纪初叶和中叶已失去其地产，但作为补偿，它获得了工业股票，并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大量津贴，这些津贴在20世纪20年代中占国家年度预算的2拖。西班牙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颇类似于俄国东正教会与沙皇专制政权之间的关系。主教由国王提名，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参议院议员；但最重要的是，教会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教育。西班牙不象西欧其他国家，没有完整的国家教育体系，因此，现存的学校大多数都在教会的管辖之下。此外，教会通过某些重要的报纸、劳工团体和各种世俗组织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正如在天主教组织起类似作用的其他国家里发生的情况一样，这股巨大的势力在西班牙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教权运动。普遍地攻击教士和修女、内战期间大规模地破坏教会财产——这类现象在西班牙历史上决不是绝无仅有的。 1902年阿方索十三世登基时所要统治的西班牙就是如此。从1902年到1923年德里维拉独裁政府建立这段时间里，西班牙除多次发生罢工、兵变和暗杀外，还换了33次内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保持中立，从而带来了相对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仅持续到大战结束；随着和平的到来，长期的不安和动乱又重新出现。这些不安和动乱在20世纪20年代因西班牙军队在摩洛哥惨败于里夫人之手而变得更为严重。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为1923年9月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军事政变铺平了道路。 这位新“独裁者”崇拜墨索里尼，学他的样消灭残余的立宪政体、审查新闻报道和限制各大学。他还以这位“领袖”为榜样，建筑公路和举办国际展览。但是，这些仅仅是表面的东西，因为潜在的、传统的西班牙社会已因它的不公平现象和落伍过时而运转不灵。最后，普里莫·德里维拉失去了军队和国王的支持，不得不干1930年1月辞职。 随着这位独裁者的辞职，公众的不满情绪转而对准了国王本人。大萧条使形势变得更加不稳定，直到最后阿方索决定恢复宪法，于1931年4月举行国内选举。投票结果对现政权极为不利，共和党人获得了50个省会中46个省会的选票。公众舆论已很明显，阿方索象1789年以来他的四位前任一样，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国家。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宣布成立共和国，随后举行了立宪会议即议会的选举。当这一立宪会议于7月召开时，其成员分成三大派：右派、中间派和左派。右派代表贵族、军队和教会的利益。它要求维护现状；如果改革证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至少应朝着独裁主义的方向进行。中间派主要反映中下层阶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观点。他们多半是共和党人，拥护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原则，其中包括反教权主义、个人自由和适度的社会改革。左派则由形形色色的社会党人、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托洛茨基派的共产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组成，工团主义者人数特别多，通常不愿意同其他党派一起工作。尽管这些左翼政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但它们都一致认为需要进行制度上的根本改革，即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 在立宪会议中占绝大多数的中间派和左派联合采纳了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宪法。宪法宣布西班牙为“各种劳动者的民主共和国”，不论男女都有普选权，内阁对一院制的议会负责。此外，这一宪法还宣布，宗教信仰绝对自由，政教分离，教育世俗化和教会财产收归国有。 在这一新宪法下产生的第一任总理、能力出众的共和党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还得到了温和的社会党人的支持，他们迅速通过了种种法律来履行宪法的各项规定：废除政府给教会的津贴，明令取消修道院的某些等级，将农业工人每日的工资提高到通常的20美元以上，在给大地产所有人部分赔偿的情况下将少数大地产分配给农民，让数以百计的军官退役，准许加泰罗尼亚省自治。这些典型的中间路线的改革引起了右派和左派的反对。事实上，政府不得不动用武力来镇压何塞·圣胡尔霍将军在塞维利亚发动的军事暴动和工团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发动的起义。 随着1933年年底立宪会议的解散，第一次正规议会的选举选出了一个保守的多数派。随即进入了教土派议员复辟的“黑暗的”两年。加泰罗尼亚的自治被取消，有关教会和土地分配的许多法规不是被废除，就是没有得到实施。此外，武装抵抗突然爆发。尤其是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中间，最后只是因为动用了摩洛哥军队才将他们镇压下去。 为了替1936年2月的大选作准备，左派和中左派的各政党这时联合起来，组成了与刚刚在法国出现的人民阵线相类似的人民阵线。这一联盟赢得了勉强的胜利，阿萨尼亚组织了左派政党所支持但未参加的共和党新内阁、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得到恢复，反教权措施与温和的社会改革一起也得到恢复。回想起来，共和党人强调反教权主义而不强调土地改革，那似乎是一个大错，因为土地改革是大多数西班牙人所接受的。这种政策使热情的天主教徒和中间阶层的许多人开始持敌对态度。同时，大萧条连同它所带来的普遍的失业一起增强了极端分子的实力，削弱了温和派政党的力量。为了控制因绝望而不顾一切的工人，社会党人只得不断地向极左派靠拢；中间阶层的许多人作出相应的反应。使自己与极右派结成同盟——因此；不断高涨的思想上的激情和政治生活的两极分化达到了使议会制政体变得日益脆弱的程度。 在这个时候；西班牙的右派分子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纵容下，在弗朗内斯科·佛朗哥将军的领导下，举起了反革命的旗帜。1936年7月17日，摩洛哥军队发动叛乱。第二天，本土上的许多将军拿起了武器。叛军即自封的民族主义者迅速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和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在整个长期的斗争中一直是他们的主要基地。佛朗哥曾希望他能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主要城市和要塞，从而控制全国。然而，斗争却拖延了近3年，其残酷程度使人联想起16世纪的宗教战争。 在叛乱的头几个星期中，忠于共和政府者失去了大约一半国土，之后，他们重整旗鼓，设法控制了中部地区的马德里、北部地区的巴斯克诸省和高度发达、拥有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这样的大城市的东部沿海地区。忠于共和政府者这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工业中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和拥有非常巨大的黄金储备的首都。然而，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忠于共和政府者最终还是被打败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未能从国外获得与民族主义者所得到的同样多的武器。 事态发生这样的转变似乎是有悖常理的，因为忠于共和政府者建立了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府，他们不但有钱进口武器，而且有权利根据国际法去这样做。不过，英、法政府不允许向共和派政权出售武器。它们受到各自国家中有关内战的极不一致的舆论的约束，它们担心，武器无限制地流入相争斗的各党派手中会引起全欧洲的战争。因此，英国和法国率先提出不干涉协定，这一协定既为几个较小的国家所接受，也为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所接受。 这一协定规定，签约国不应该向西班牙运送武器，然而，德国和意大利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它们的誓约，苏联不久也这样做。意大利不仅向西班牙运送武器，而且向那里派遣正规部队，其人数随着战争的继续迅速增加。根据意大利的官方资料，在1936年12月到1937年4月的4个月中，墨索里尼向西班牙派遣了10万人，连同4万吨军需品和750门大炮。俄国与德国一样，虽没有派地面部队，却提供了各种军用物资，外加技术顾问和飞行员。忠于共和政府者还得到了国际纵队的援助，国际纵队干1936年11月为保卫马德里首次参加了战斗。它由自愿兵——绝大多数是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和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流亡者组成。大多数人入伍时并不是共产党人，但少数幸存下来的人多半确已加入共产党，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亲身经历，同时也由于他们政委的教导。20世纪30年代后期，西欧知识分子普遍地对西班牙共和国抱有强烈的同情心，支持这种同情心也许是国际纵队的主要意义。 外国的干涉从两个重要方面影响了这场内战：它无疑有利于民族主义者，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它还有助于使民族主义者更接近法西斯主义、使共和党人更接近共产主义，而后一种趋势更为明显。开始时，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在共和派中占优势，整个内战期间，温和的社会党人担任了共和政府中的各种最重要的职务。但是，由于忠于共和政府者对苏联军用物资的依赖，共产党人变得越来越居支配地位，到1937年末时，苏联控制的国际纵队、苏联飞机和西班牙的共产党将领正领导着共和派军队，支配着它的政策。这不仅意味着共和派的力量更为有效，还意味着非共产党团体、尤其是曾拥有大批追随者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灭亡或黯然失色。 如果忠于共和政府者获胜，新的内战说不定还会发生，因为共产党人站在反对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一边。结果表明，轴心国提供的地面部队和军用物资是不可抗拒的，尤其是在斯大林决定放弃西班牙共和国之后。在过去两年里，随着民族主义者控制以农业为主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忠于共和政府者按制更加发达的北部和东部地区以及惹人注目的马德里，双方处于僵持状态。但到1938年中期时，由于西方民主国家仍不愿结束不干涉的闹剧，苏联政府决定减少它的损失、停止给西班牙的援助，从而使佛朗哥的军队能打破这一僵持状态。1938年12月底，民族主义者开始向加泰罗尼亚大举进攻；一个月内，他们占领了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巴伦西亚这时已孤立无援，不过它们仍坚持了两个多月。随着3月底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沦陷，内战宣告结束。 对西班牙来说，这种长期的苦难使2500万人口中有75万人遭受伤亡，每7个未受伤害的人中有一个人已无栖身之地。对西方列强来说，这场内战是又一次令人吃惊的失败。正如在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下一样，面对轴心国的侵略，它们再次责现出自己的软弱和优柔寡断，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时候，德国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吞并奥地利的。 六、吞并奥地利 1938年是轴心国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导致这些重大发展的中心人物是内维尔·张伯伦，他于1937年5月接替斯坦利·鲍尔温出任首相，并逐渐地接手确定英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尽管安东尼·艾登是他的外交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已对这位在这一关键时刻如此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外交进程的人物作了其特有的尖锐、深刻的评价： 内维尔·张伯伦……机警、讲究实际、固执且非常自信。他与鲍尔温不同，认为自己能够了解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当时从他所信奉的政策中看到的不是一种模糊的但仍然根深蒂固的直觉，而是一种有限的、锋芒毕露的能力。……他已对当今国内外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作出明确的判断，认为自己对付得了他们。他的全部希望是使自己作为伟大的和平使者载入史册；为此，他准备不顾种种事实而不断奋斗，使自己和国家冒着很大风险。不幸的是，他碰多到了他无法估量其力量的潮流，遇到了他无法在其面前退缩但又对付不了的飓风。 希特勒的译员在描述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灭亡和中欧均势发生根本转变的重大的慕尼黑会议（1938年）时，对张伯伦作出了类似的评价： 张伯伦老是问，谁肯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赔偿同苏台德区一起转让给德国的建筑物和各种设施？这显然不是首相和政治家、而是前财政大臣和商人在说话。希持勒变得越来越烦躁。“这些设施和建筑物是苏台德的德国人纳税的结果”，他愈益不耐烦地说道，“这里决不存在赔偿的问题”。但是，这未能打消张伯伦对财产会受到影响这一问题的疑虑。希特勒终于暴跳如雷。他对张伯伦大声叫道：“我们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这样的小事上。”正是在这时，张伯伦又另外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将家畜留在苏台德区，是否可以不把一些牲畜赶到捷克斯洛伐克所剩余的地区。 在与墨索里尼打交道应奉行什么政策的问题上，张伯伦与其外交大臣首次发生了冲突。张伯伦决心抚慰这位“领袖”，诱使他退出新结成的轴心国，回到西欧阵营中来。他希望通过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统治权而达到这一目的，但他的想法遭到了艾登的反对，艾登仍支持集体安全的观念和国际联盟。1938年1月，这种争执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时，罗斯福总统派人给张伯伦送来一封私信，建议有关国家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丘吉尔写道：“这是非常艰难、无法估量的一步。”但是，张伯伦未和他的外交大臣商量就送去了冷冰冰的答复，建议推迟所提议召开的会议，因为这个会议也许会危及他与意大利就埃塞俄比亚问题所进行的谈判。 这件事导致了艾登于1938年2月的辞职，揭露了当时决定英国外交政策的那些人的动机。艾登写道：“事实是，内阁中我的一些前辈……不能相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象我所描述约那样靠不住。归根结底，墨索里尼不是打败了共产党人，使意大利的火车准时运行了吗？此外，他们作为老派的保守党人，不太赞成罗斯福，本能地认为他有点象蛊惑人心的政客。”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轴心国这几年获得惊人胜利的原因。保守派认为他们可以与独裁者交往，并认为这样做出与罗斯福总统合作更可取，因为与罗斯福的合作只是局限在以集体安全原则为基础的一些“模糊的”、“空想的”计划内。同样，法国的保守派也宁愿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打交道，不愿求助于名义上与他们结盟的俄国人。这种思维方式的直接后果是牺牲了奥地利、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独立的国家——这种牺牲并没有带来人们所天真地想象的“我们时代的和平”，而是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第一页上写道：“德属奥地利必须回到伟大的德意志母国。……一个血统要求一个帝国。”依照这种哲学，奥地利一伙纳粹分子试图干1934年7月控制这个国家。他们刺杀了陶尔斐斯总理，占领了维也纳电台，但民众却没有起义，这一暴动失败了。两年后，为了打消墨索里尼的疑虑，希特勒与奥地利签订了一个协定，答应尊重奥地利的独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极力主张和平与友好，但与此同时，德国正以极快的速度重整军备。1937年，德国用在军备上的开支为45亿美元，而英法两国的军备开支合在一起还不到20亿美元。第二年，这一巨大的差异依然如故，尽管双方的军备开支都比以前大。这种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连同1936年莱茵兰的重新军事化的成功，大大地加强了德国的军事地位，致使希特勒能满怀信心地朝自己的目标进发。 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把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舒施尼格召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尼伐利亚高山别墅进行会谈。在那里，博学、谦虚、虔诚的舒施尼格受到了长达几个小时的拍桌子打板凳的指责和辱骂。 我只要一声令下，一夜之间，你所有那些可笑的防御设施就会被炸得粉碎。你并不确信你能阻止我甚至拖延我半小时，是吧？……一刻也不要认为地球上有谁会阻挠我的决定。意大利吗？我与墨索里尼的看法完全一致。……英国鸣？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帮一点忙。法国吗？是的，三年前，我们曾派小股部队进军莱茵兰，那是我事事都要冒险的时候。那时，如果法国出来阻止我们，我们只有撤退。……但是现在，对法国来说已为时太晚了。 希特勒说完话后，德国的将领和德国及奥地利的纳粹领导人又重新开始软攻。这样，舒施尼格被迫接受了种种要求，如：赦免被囚禁的奥地利纳粹分子，任命纳粹分子担任各种职务，包括内政部长的要职。但是，舒施尼格一回到维也纳，就在电台上发表讲话，阐明他维护奥地利独立的决心。“我们完全知道，我们曾能到达，也的确到达过那条边界线，在边界线的那边，清楚而又明确地出现几个大字：‘到此为止，不能再走’。”然后，他禁止悬挂带有卐字的纳粹党党旗，禁止穿纳粹党党员的褐衫，禁止纳粹分子举行示威游行。这些坚定的措施得到了人民大众的充分支持，因此，舒施尼格更大胆地规定于3月13日就以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你赞成一个自由的、独立的、日耳曼人和基督教的奥地利吗？” 这一挑战激怒了希特勒，他开始把军队集中到边界。在随后的危机中，希特勒对舒施尼格提的大国不会帮奥地利一点忙的警告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法国当时正处于两届内阁交替之时，根本没有政府。墨索里尼是不愉快的、愤怒的，尤其是因为他的独裁者伙伴没有事先告知他，但是，他因“罗马-柏林轴心”而被捆住了手脚，因此，他只好告诉舒施尼格，他“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提供任何意见。”张伯伦已在2月22日对众议院的讲话中宣布了他的不干涉政策：“在坐的各位有谁相信，象今天这种状态的国联能提供集体安全？…如果我说国联…不能为任何人提供集体安全是说得对的话——我确信我说得对——那么，我要说我们不可设法欺骗自己，更不可在我们知道集体安全毫无指望时，去设法骗得弱小国家相信国联将反对侵略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来保护它们”。 3月11日，面对两份最后通蝶，舒施尼格被迫首先取消了公民投票，然后将总理位子让给了纳粹内政部长阿图尔·冯·赛斯-因克瓦特博士。赛斯-因克瓦特过去一直同柏林保持着电话联系，这时，他发布了一项由柏林授意的声明，要求德国政府“尽快派遣德国军队……来维持和平与秩序……制止流血事件。”实际上，军队因误解而在要求提出的前两个小时就已越过边界。3月13日，来自柏林和维也纳的法令宣布奥地利为德国的一部分，第二天，希特勒耀武扬威地进入了他的出生地。这样，德国通过电话就接管了奥地利；这一事件在国际联盟中竟未被提起。 七、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 随着平安地吞并奥地利，希特勒又把目标对准了邻国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个较大的、强大得多的国家，除拥有东中欧唯一幸存的民主制度外，还拥有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和相当多的工业企业（见第二十二章第二节）。但是，苏台德边沿地区300万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存在使捷克斯洛伐克易受纳粹的宣传和颠覆。事实上，苏台德的日耳曼人所享有的自由比欧洲其他少数民族要多得多，因此，他们过去一直比较满足和安定。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密探开始工作，他们的煽动加上由大萧条造成的严重失业引起的不满情绪，使大多数日耳曼少数民族转而反对布拉格。 随着纳粹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苏台德问题突然成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严重威胁。这个国家这时三面被扩张了的德国所包围。更为严重的是，有某些迹象表明英、法政府准备放弃捷克斯洛伐克，就象它们先前放弃奥地利一样。3月24日，张伯伦在众议院宣布，他不能保证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也不能保证在法国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援助法国，因为英国的利益“与法国和比利时的利益并不相同”。与英国相比，法国受到了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无端侵略的条约义务的束缚。但是，法国的将领们警告说，他们的军队不能到国界以外的地方作战，因为整个军事机构只适应防卫用的马奇诺防线的防御工事。因此，法国政府在理论上不得不尊重它对条约承担的义务，但在实际上根本不愿这样做；当最后的较量到来时，它断然地拒绝援助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始于9月12日，当时，希特勒发表了一次煽动性的演说，在这一演说中，他猛烈地抨击贝奈斯总统对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迫害”，并警告说，“如果这些受折磨的人得不到权利和帮助，他们将从我们这里得到。”希特勒的要求得到了对中欧事务毫无经验的英国富裕商人朗西曼勋爵的支持，朗西曼曾被张伯伦派到捷克斯洛伐克担任他的私人“调查者和调解人”。朗西曼当时报告说：“绝大多数居民渴望与德国合并”（这是一种未经证实的看法，因为苏台德的纳粹分子以往一向所要求的是自治而不是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并以这一纲领赢得了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支持），因此，他建议“日耳曼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少数民族“不占多数”的地区实行地方自治。 以上是张伯伦和希特勒举行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著名的贝希特斯加登会晤时的背景。促成这一会晤的是苏台德的日耳曼人，他们在希特勒发表演说之后挑起了普遍的骚动。布拉格政府宣布了军事管制法，纳粹领导人逃往德国，于是，希特勒把军队集中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一带。张伯伦担心，如果希特勒真的入侵，很可能会引起一个使法国、最终使英国卷入纠纷的连锁反应。为了避免这一危险，张伯伦接受了达拉第总理的意见，向希特勒建议举行一次私人会谈。希特勒接受了这一建议，张伯伦于9月15日抵达贝希特斯加登。 希特勒不加掩饰地提出了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并吞苏台德区的要求，并表示，为了达到其目的，他宁愿“冒世界大战的危险”。张伯伦回国后，首先说服他的内阁，然后说服法国接受了希特勒的条件。两国政府又催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这些条件；当后者提出反对时，它们便向它施加了一切压力，其中包括抛弃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威胁。9月21日，布拉格终于屈从德国的要求，作为回报，英法答应保障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国界。 第二天，张伯伦飞往戈德斯贝格，他认为只需同希特勒一起制定出割让领土的具体办法就行了。然而，“元首”却提出了新的要求：不等公民投票就立即交出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而且不能撤除或破坏这些地区的任何军事机构或经济机构。此外，希特勒这时还支持波兰和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领土要求。 这些新要求引起了严重的国际危机。捷克斯洛伐克下令全国总动员，法国也动员60万后备役人员入伍，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在9月21日的国联大会上宣布：“我们打算按照《苏捷条约》履行我们的义务，并准备与法国一起以我们可采用的方式问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 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列强对“这种公正的、无条件的宣言虽说不上蔑视，但很冷淡”。相反，它们按照墨索里尼的建议，召开了英、法、德、意四国会议。会议于9月29日在慕尼黑举行，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没有参加；会议决定答应希特勒的所有要求，唯一的更改是作出若干保全面子的规定：德国对苏台德区的占领应分阶段进行，边界的最后划分应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 正如丘吉尔向众议院所指出的那样：“德国独裁者没有从饭桌上抓取食物，而愿意让人一道菜一道菜地侍候他——这就是首相为捷克斯洛伐克所获得的一切。”不过，事实仍然是，慕尼黑的妥协受到了英、法两国民众的欢迎。张伯伦和达拉第被热情的群众欢呼为和平的使者。当张伯伦宣布“我认为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时，人们向他热烈喝采。当希特勒声明“这是我不得不向欧洲提出的最后的领土要求”时，人们轻易地相信了。第二年发生的事件以灾难性的结局证明了这类声明的价值。 逐渐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边境地区是德国即将提出进一步要求的第一个信号。按照慕尼黑会议作出的规定，当时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新国界。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尽管英国和法国作出过承诺，但它们对委员会的活动并不感兴趣。因此，没有举行公民投票，种种决定是由委员会成员中的两名德国将军作出的。最后，德国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1O，000平方哩领土和35O万人口，其中五分之一是捷克人。同时，波兰夺得了拥有丰富煤矿的特申地区，匈牙利占领了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的大片地区。在德国的帮助下，残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这时分裂成三小块：自治的斯洛伐克、自治的卢西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波希米西省和摩拉维亚省。 1939年3月，最后一场戏开幕：希特勒把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的傀儡政府首脑召到柏林，要他们解散各自的国家；3月15日，德国军队开入布拉格。波希米西和摩拉维亚被宣布为德国的保护国，斯洛伐克也被置于德国的保护之下。同时，希特勒还允许匈牙利人入侵、并吞东部的卢西尼亚。这样，不仅打破了人们认为希特勒的目标仅仅是重获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这样的幻想，而且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国家。对斯拉夫人占优热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使那些完全相信“元首”的话的人猛然意识到事情不妙。张伯伦尤其感到震惊，因为，作为一个信奉正教的英国商人，他先前认为希特勒会遵守他的不再对欧洲有任何领土野心的诺言。希特勒对这一诺言的违反不仅迫使达拉第，也迫使张伯伦痛苦地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在希特勒突然攻击波兰时采取了较坚定的立场。 八、战争的到来 随着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占领。随着西班牙和匈牙利加入轴心国阵营，情况变得日益明显：西方列强必须和苏联联合起来，以便制止进一步的侵略。丘吉尔写道：“结成大联盟的关键是和苏联达成谅解。”就苏联政府方面来说，它非常乐意达成这一“谅解”。3月18日，苏联通知柏林，它拒绝承认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三天后，苏联政府提议召开六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会议。商讨对付以后侵略的措施。伦敦答复说这一建议“为时过早”，因此，它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落实。张伯伦在3月26日的一封私信中说出了他否定这一建议的原因： 我得承认我最不信任苏联。我根本不相信苏联有能力保持有效的攻势，即使它想这样做。而且，我怀疑苏联的动机，在我看来，它的动机与我们关于自由的思想几乎没有联系，而只与使别人不和有关。此外，许多较小的国家，特别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也都既憎恶苏联又怀疑苏联。 不过，就在同一个月，希特勒强迫立陶宛交出了梅梅尔市，并就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向华沙提出了强硬的要求。面对德国无限制地扩张的情景，张伯伦于3月31日保证，在发生“任何明显威胁波兰独立的行为”的情况下，英法将给波兰人以援助。一个星期后，这一保证发展为互助条约。轴心国的下一个行动是，意大利于4月7日开始侵略并占领阿尔巴尼亚。英国和法国又针锋相对，于4月13日作出保证，如果罗马尼亚和希腊的独立受到明显威胁，英法将全力支持这两个国家。第二个月，英-土和法-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 英国对东欧各国所作的这些承诺表明英国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革命性的开端。半年前，张伯伦还因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遥远的国家”、英国与它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而拒绝帮它一点忙。现在，他正答应去援助更遥远的、更难到达的、与英国更没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实际上，这些国家的难以到达使张伯伦的许诺变得毫无价值，除非英国和苏联一致行动。正如丘吉尔于5月19日向众议院所宣布的那样，“果没有一条有效的东方战线，我们在西方的利益就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保障，而如果没有苏联，就不可能有一条有效的东方战线。”最终，张伯伦于4月15日开始与苏联人谈判。 到这时，双方相互间仍很不信任，因此，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西方领导人仍为先前张伯伦对苏联红军的战斗力、苏联领导人的动机和苏联邻国的反应所表露的怀疑和担心所困扰。同样，随着轴心国在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节节胜利，斯大林的疑虑也在不断增长。他越来越怀疑，西方外交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德国转而向东方扩张、反对苏联；这种怀疑在他于1938年中期放弃西班牙共和国和于1939年5月1日派冷酷无情的老党员维亚切斯拉夫·M．莫洛托夫取代国联不屈不挠的支持者李维诺夫的做法中表现了出来。 这种相互间的不信任使1939年夏苏联与西欧两大强国的谈判流产，而关于哪一方应对这一失败负责的问题至今仍处于争议中。美国两位历史学家断定：“总的说来，苏联在这一阶段后期的政策是一种无耻的欺骗。”相反，英国一位历史学家坚持认为，“人们无论怎样旋转占卜用的水晶球、试图根据1939年8月23日（《德一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观点去研究未来，都很难看出苏联还有其他什么路可走。”也许这些评价中的每一个都是相当确实的，因为当时相互间的疑心非常大，以致双方不仅仔细考虑了与希特勒打交道的可能性，而且也在这一方面采取了措施。 从表面上看，苏联和西欧强国都赞成组成“和平阵线”。不过，若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这一点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例如，5月31日，莫洛托夫宣布，组成和平阵线是不可能的，除非英法接受互惠与平等义务的基本原则。具体地说，他要求苏联的邻国——芬兰和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必须得到与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所得到的同样的保证。但是，波罗的海各国已与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拒绝接受苏联和西方的任何保证。伦敦认为这就结束了提供保证的可能性，而苏联人则把这种见解说成是对这一问题的墨守成规的推托和回避。同样，波兰人拒不同意战时让苏联红军在波兰领土上作战。他们坚持认为，苏联的援助应仅限于提供军用物资方面。从波兰人的观点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却反驳道：“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军队如果不能在法国领土上作战就不可能同法国军队实行军事合作一样，现在，苏联军队如果不能进入波兰领土，也就不可能同法国和英国军队实行军事合作。” 在这一争论的背后是伦敦方面的令人痛苦的怀疑——怀疑苏联人的真正目的是要获得随意进入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正当理由；当苏联人坚决主张向波罗的海各国提供的保证除了要针对直接的侵略外还应针对间接的侵略时，这种怀疑被进一步加深。苏联人的这一主张意味着如果波罗的海某国的政治变化看上去有利于侵略者，苏联就会立即采取行动。对伦敦来说，这样的安排是招致苏联扩张主义的一个无法容忍的因素。 就苏联人方面来讲，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答应在德国人进攻波兰时参战，而他们又不能派军队开入波兰领土迎战向前推进的德国人，那么，德国人就会很快地占领波兰而到达苏联边界。那时，英国和法国是向德国正式开战，还是按兵不动，让苏联独自对付德国人的猛攻呢？7月，当张伯伦的两位代表按照他的指示向在伦敦的一名德国官员提及签订英-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时，苏联人的担心被进一步加重了；这一条约将使英国摆脱它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当时，张伯伦因向波兰所作的保证而感到不愉快，因与苏联的谈判而更感到不愉快，因此，他是在抱着恢复他的绥靖政策的目的试探德国人的态度。德国政府对英国的这些主动姿态毫不感兴趣，而这些姿态无疑可用来证实克里姆林宫的怀疑，即张伯伦最感兴趣的是孤立苏联，促使希特勒转向东方。 所有这一切促使斯大林作出了转向以往一向是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轴心国的重大决定。8月中旬，他通知“元首”说他准备谈判。莫洛托夫与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会谈，这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与另一位现实主义者的会谈。8月23日，他们宣布了震惊世界的外交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同意缔约国之一如与他国交战，另一缔约国将保持中立。十分重要的是，这一条约不包含如果缔约国之一侵略他国就会使该条约无效的所谓的“例外条款”，而包含这种例外条款是苏联与其他国家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特点。也许这种省略与条约中的一个秘密议定书有关，这个议定书规定，如果发生“领土或政治上的重新安排”，立陶宛和波兰西部将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而波兰其余地区连同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比萨拉比亚则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 希特勒因为他的东侧受到了保护，便认为他可放手出击了。8月25日，他命令军队于第二天早晨五点四十五分开始入侵波兰。这时，希特勒希望，失去苏联支持的西欧列强不会设法援助波兰。但是正相反，就在希特勒发布命令的同一天，英国政府的代表与波兰正式签订了联盟条约。与此同时，希特勒听说墨索里尼已决定不参战，至少暂时不参战。这两个挫折使希特勒确信，暂时的退却是必须的，8月25日晚，他取消了入侵命令。 这位纳粹领袖这时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外交上的另一个慕尼黑。在以后几天中，欧洲各国外交部纷纷提出了各种和解、调停和公民投票的建议，而紧急关头的这些努力没有一个产生实际的效果。其时，德国将军们正提醒希特勒，只要再过一个月，便是使我们无法在波兰平原上调动坦克的秋雨季节。因此，8月31日，“元首”发布了向波兰进军的最后命令。同时，他发表了相当有节制的十六点建议要求波兰政府考虑；这十六点建议是仅供记录在案用的。在建议送到华沙之前，希特勒就宣布它遭到了拒绝，他企图利用这一欺骗手法来证明这时已发生的对波兰的猛攻是有理的。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国军队、坦克和飞机未经宣战就已全线越过波兰边界。9月3日，英国和法国都对德国宣战。墨索里尼尽管发表过有关轴心国“钢铁般条约”的演讲，但仍保持中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开始。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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